赵志疆

“咦？他们是姚明的父母吧？”人头攒动的地铁车厢里，眼尖的金先生认出了站在车厢一角的姚爸爸姚志源和姚妈妈方凤娣。随着越来越多的乘客认出了姚明父母，本就不宽的车厢过道显得更加拥挤。有乘客拿出相机为两人拍照，姚爸爸友好地点头致意。下车的时候，姚妈妈还微笑地招了招手。在走向五棵松体育馆的路上，更多的人认出他们，有的要求合影，有的要求签名照相，也有境外电视记者追着他们拍摄，他们一一满足要求。后来他们委婉而温和地说：“球赛要开始了，我们要进场了，对不起……”（8月13日 北京青年报）

姚明在国内运动员中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不仅身高最高、而且收入最高、影响最大，真可谓是集万般宠爱于一身。超高的人气使姚明无论身处篮球场内还是场外，都能迅速引起外界的围观轰动。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当姚明用餐完毕走出运动员村餐厅，各路“粉丝”蜂拥而至将他团团围住索要签名和合影。因为国家队早有规定，姚明及其队友只得婉言谢绝，随后姚明不无调侃地对身边队友说：“我出来一趟容易吗？”

姚明说的话虽然只是一句玩笑，不过凭心而论，他出来一趟也确实真不容易，尽管堵住去路者大多出自对姚明的爱戴，但这样的举动不可避免会给他们钟爱的球星带来不便。姚明显然早已习惯了这些，成名多年的他面对这样的场面自然能够游刃有余，但是看完姚明父母此次观赛的旅程，我还是禁不住一声叹息：姚明的父母出来一趟也真够不容易的。

当“地铁邂逅姚明父母”牢牢占据各路媒体显要位置的时候，在彰显姚明父母低调行事的同时，似乎也足以说明，我们很多人还并不能习惯于明星父母的低调，因此，这样的经历才足以俘获众人的眼球，达到新闻的效果。

笔者丝毫不怀疑围观姚明父母者的热情，但围观者可曾想过，这样的热情会否给姚明的父母带来一些不便呢？佝偻于闷热的地铁车厢已然不便，竞相拥堵岂非更加闷热难当？开赛在即，虽然姚明的父母自始至终礼貌有加，但如果没有外界过多的干扰，他们岂不是能更加步履从容？当很多人以姚明父母为例来声讨那些刻意制造距离的明星家人时，我却忍不住在想，他们的隐蔽与高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为了躲避这种热情围观所带来的困扰？与明星不同，他们的家人是完全的“自由身”，不仅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是他们的自由，在他们出行的过程中，他们也有权享受这份自由出行所带来的轻松和惬意，我们又何必大张旗鼓地侵入他们静谧的私人空间？

举世瞩目的奥运赛场上，显然不只有姚明一个明星；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也不只是优秀的体育健儿，很多明星的家人也随时有可能出现在大街小巷。对于明星的家人来说，无论他们的家人取得了怎样辉煌的成就，此时此刻，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寻常的游客。在对姚明父母的低调和儒雅表示敬意的同时，希望每一位旁观者都能尊重明星家人的这份低调，还原他们一个宁静的私人空间，使他们也能和我们一样心无旁骛地分享这“同一个梦想”。我甚至进一步在想，什么时候对明星的追捧能够仅止于赛场，那才是一种真正成熟的明星观。比赛场上，明星是无可非议的聚焦点，比赛场外，他们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让我们把激情释放在赛场上、把理解和尊重贯穿于赛场外，何必把他们的出行搞得那么不容易呢？

赵志疆

8月10日晚上，两场备受关注的比赛拉开了序幕——中国国奥队迎战比利时队，中国男篮挑战美国“梦之队”。当终场哨声响起，两支“国字号”队伍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然而，同样的结果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效果——沈阳奥体中心内，“下课”之声此起彼伏，输球又输人的男足黯然退场；五棵松篮球馆内，如潮的掌声贯穿始终，打出了风格的男篮英雄般谢幕。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两支球队享受到的待遇可谓天壤之别，此情此景不由得耐人寻味。

当奥运会男足分组抽签结束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队的签运不错，只要在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身上拿到4分，就能顺利从小组突围。然而，无情的现实似乎总是比美丽的想象来得更快——在1比1战平新西兰后，国奥队以一场更加酣畅淋漓的失败告诉球迷：尽管“足球是圆的”，但幸运女神似乎从来不曾眷顾中国男足这边。

面对素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输球对于球迷来说其实算不得意外，意外的是就在自己的家门口，国奥队再次延续输球又输人的传统，且如此理直气壮、毫无愧色。一记飞踹、一次肘击，用我们的俗话来说，大约也算得上是“拳打脚踢”了，难道国奥队员们就这样来表达东道主球队对外来同道中人的热情，以及对比赛胜利的热切期待？

我宁愿相信，这样丑陋的一幕实属偶然，但是去年年初国奥队在英国拉练时与当地球队在比赛时群殴的场面，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宁愿相信，郑智的肘击只是无心之失，可是遍览这位“国内第一人”的履历，其收获的红黄牌数量之多似乎远比他的成绩更令人叹为观止。尽管我有一百个理由说服自己淡看此次比赛的结果，可我又总是会有一百零一个理由提醒自己，此次比赛的过程无法令人原谅。举世瞩目的奥运赛场上，奖牌和鲜花从来就不代表着全部，远道而来的各路友人不仅仅是想要见证奖牌的诞生，更是想要从比赛过程中分享快乐与感动。然而结果恰如范志毅所说，国奥队的表现不仅有悖体育道德，甚至是“丢掉了奥林匹克精神”，这不仅是给中国足球抹黑，更是给中国抹黑。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中国男足却始终在亚洲内部徘徊，这一次，世界主动走到了中国男足的面前，谁能料到竟会是这样一种令人惊骇的结果？当谢亚龙掌门表情凝重地说，“这场比赛大家的拼搏精神很让人感动，我们的实力不如对方，不过从大家的身上，也看到希望，中国足球的希望”的时候，我宁愿相信，这只是谢掌门例行公事的客套，作为一个旁观者，从这场丑陋的比赛以及这些戾气十足的球员身上，我实在看不出所谓的“希望”究竟在哪里。

同样是技不如人，中国男篮的失败赢得了所有观众乃至比赛对手的尊重，他们用自己的顽强拼搏展示出了中国奥运健儿的精神风貌，践行了温家宝总理赛前的赠言——要用精彩比赛为祖国赢得荣誉，赢得尊严，赢得友谊。反观国奥队拙劣的表现，如此丑陋的比赛过程，谈何荣誉、尊严与友谊？比赛尚未结束，明天仍将继续，对于仅存理论出线可能的国奥队来说，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终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告别此次演出？在学会赢得比赛之前，先要学会赢得外界的尊重，对于国奥队来说，这样的目标应该更为紧迫而实际。

赵志疆

尽管今年3月1日个税起征点从1600元调至2000元，但上半年个税收入仍然飙升，提高个税起征点呼声再起。很多经济学家均赞同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3000元，甚至5000元。日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孙钢表示，按照目前2000元的起征点，全国缴纳个税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不到2%，“进一步上调个税起征点，只是令少数高收入者获益，低收入者受益不大。”（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调节社会财富的杠杆，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初衷不仅仅在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被寄希望于调节贫富差距。然而，过低的个税起征点不仅不足以“劫富济贫”，甚至还面临着“劫贫济富”的指控。在一片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中，反对者的声音无疑格外刺耳，不过这一次吸引笔者目光的不是声音，而是数字——按照目前2000元的起征点，全国缴纳个税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不到2%。以全国13亿人口来计算，2%也就是2600万，难道目前缴纳个税的总人数只有这区区2600万人？

就在同一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2964元。统计显示，2007年全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4932元。无论是以去年的平均工资，还是今年上半年的平均工资来计算，国内城镇职工的平均月工资都已经超过了2000元，纵使其中可能存在因平均数而掩盖的低收入者，难道以国内城镇职工基数之大，实际工资收入高于2000元的竟然只有区区2600万人？

去年，12月23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作有关个税法修正案草案说明时明确指出，将减除费用标准由现行1600元／月提高至2000元／月后，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全国职工人数的比例将由50%左右降至30%左右。以孙钢先生“进一步调高个税起征点只会令少数高收入者获益”的观点，难道这占据全国职工总人数30%左右的工薪阶层，竟然全部都是“高收入者”？

实际上，目前这种以个人为征收单位的个税管理本就不尽科学，而面对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月入2000元在很多城市也只能是个勉强温饱的水平。诚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政策应该着重关照的是生活压力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包括养老金较低的离退休人员、失业待业者和学生群体，尤其是家庭贫困的在读学生等。但是对于某些月入2000元的单职工家庭来说，如果不幸占据了上述之一，甚至是囊括其中全部，那么，其家庭毫无疑问应该属于“政策着重关注的生活压力大的低收入群体”，然而其本人却属于仅占全国人口总数2%的“高收入者”，这岂非咄咄怪事？

如果全国缴纳个税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真的不到2%，简直无法想像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混乱——月入2000元者尚且无法企及的商品房，剩余的那98%的人口如何能够奢望？当月入2000元者还在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而愁肠百结之时，剩余的那98%的人口又如何承担生活的压力？倘若情形果真如此，倘若经济学家真的以民为本，与其坐而阔论关照低收入群体，不如积极献计献策将民众的实际生活成本降低到绝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范围——2%的高收入者尚且举步维艰、如履薄冰，还有什么比保障剩余那98%人口的基本生存条件更为宏大的命题？

进一步上调个税起征点，是否令少数高收入者获益而低收入者受益不大，关键在于如何定位这个所谓的“高收入者”。普通民众之所以对目前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颇有微词，无非是因为感同身受之下觉得这样的收入委实并不算多。拜托某些专家，即使真的要反驳来自民间的吁请，起码也请拿出一些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吧，何必搬出这么一个“月入2000元的高收入者仅占人口总数2%”的危言耸论？

赵志疆

暑假来临，伴随着招生工作的结束，很多学生和家长不得不为即将到来的新学期筹集学费。于是，关于学费的话题照例日渐增多了起来。

为给俩儿子攒学费，家境贫寒的马小春(化名)在春节期间入室盗窃，8天之内作案3起获利2.24万元。在周围人眼里，马小春是“平常可老实一个人”。（7月24日 东方今报）云阳警方在破获“7·20”绑架案的同时，让人震惊的是，5名绑匪中竟有4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更令人惋惜的是，他们的高考成绩都不错，绑架的动机是为了解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7月24日 重庆时报）

实际上，根本无需罗列更多，仅以“学费”和“盗窃”或者“抢劫”为关键词在互联网上搜索，此类报道之多令人触目惊心。毫无疑问，这些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而贫穷正是其铤而走险的关键原因。虽然这并不能成为逃避责任或免受处罚的理由，面对这样的悲剧还是令人禁不住喟然长叹。他们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事情的结果又不该只是法律制裁这么简单。

教育与医疗、住房并列为三大民生问题，如果说住房和医疗问题还有可能被人为避开的话，教育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则根本避无可避。近20年间，不仅大学学费上涨了25倍，就连中学、乃至小学的学费也正在日渐成为普通老百姓难以承受之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培林曾在《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尽管位列家庭支出的首位，面对日渐高涨的学费，依然有很多贫困家庭无力承担，他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令人痛心的结果是，在目睹了“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现象的增多后，我们吃惊地看到，因学费铤而走险的现象也在日渐增多，居高不下的学费也因此而日渐成为扭曲人性的催化剂。因为贫穷，他们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然而恰恰是因为贫穷，求取知识的道路也变得异常坎坷，乃至于在知识尚未改变其命运之前，为筹集学费的铤而走险已经率先改变了他们命运的轨迹。面对这样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们的家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羞愧难当——这些弱势群体的挣扎与困惑，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畸高学费的冷酷与无情，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福利保障的软弱与无力。

虽然助学贷款之类帮扶措施已然不少，但随之而来的苛刻限制似乎同样不少，与此同时，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以及颐指气使的道德条款屡见不鲜。仅就这些为学费而以身试法者来看，他们委实不曾对那些助学措施抱有太大的幻想——因为他们宁愿冒险逾越法律的底线，也不愿相信助学措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在他们心目中，获取助学帮扶也许比逃脱法律制裁的希望更加渺茫。面对“占据家庭开支首位”的学费问题，他们尚且如此捉襟见肘、举步维艰，面对其他问题时的压力自然也就可想而知。在面临生存与违法的抉择时，人们将很容易用违法来换取生存。那么，我们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有没有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兜底”，补上这块容易扭曲人性的“短板”？

为学费铤而走险者已经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然而，当他们重新面对生活的时候，他们能否摆脱生活的窘迫、避免因贫穷而重蹈覆辙？此时此刻，这样的问题无疑更具现实意义。除了寄希望于学费的降低之外，我们更愿意看到各种助学措施的日趋制度化、人性化，以及逐步建立并完善社会救助体系，这不仅仅是一个文明国度本应具有的人文关怀，同时也是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的根本所在。下一个暑期来临的时候，希望不再看到类似为学费铤而走险的悲剧。

赵志疆

除了华电集团外，五大电力集团中其他四家年中工作会议都已落幕。电监会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五大电力集团上半年的利润总额同比下滑超过了100%，但他并未透露具体数额。针对经营亏损的现状，国电集团领导带头降薪30%。（7月23日 新京报）

在煤价一波高过一波的涨幅过后，电价却囿于CPI高涨的现状难以有大幅度的调整，电力集团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面对电力集团领导带头降薪、内部挖潜之举，坊间却是一片揶揄讥讽之声，如此尴尬由何而来？

恰如很多人所质疑的那样，此番降薪的力度虽然看起来很大，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电力集团领导的实际薪金始终都是一个未知数，基于这样的前提，降薪30%之后领导们的薪金仍未可知。显而易见，如果领导们此前超标准领取近乎天价的薪金，纵使大刀阔斧砍去30%也未必足以反映出其真实的贡献，充其量不过是相对趋近合理而已。更何况，凭借强而有力的行政性行业垄断，电力行业的“垄断福利”内容丝毫不逊色于“垄断薪金”，“降薪”并不一定意味着“降收入”。那么，经过这么一番调整之后，电力集团领导的实际收入将会是多少，又是否会“堤内损失堤外补”通过发放福利等形式谋求一种收入总量的平衡？

国企领导的天价薪酬绝非一日之功，然而，在一轮轮悄无声息地加薪过程中，鲜见有人大声对外公布，与此相对，每一次“看起来很美”的降薪总是迫不及待地昭告天下。这样的场景颇为耐人寻味——如此“领导带头”是否在为“职工跟进”做铺垫？内忧外患之中，职工的承受能力显然远远低于领导，而相比之下他们也更依赖于薪金来维持生计。近年来，垄断行业的“政策性亏损”一再成为其要求涨价的理由，而还有什么外在形式能够比这种“上下一心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姿态更能够展现“政策性亏损”？果真如此，口惠而实不至的降薪宣言岂非一种以退为进的精巧策划？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领导带头降薪30%的计划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的？众所周知，国有企业领导不是出资人，不过是代为行使企业管理权，因此其本人没有权力自定薪金。如果企业领导面对现实困难自觉自愿地提交减薪计划，并经过了国资委的审核和批准，那么，这样的减薪体现出的是企业领导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样的个人行为与职工利益无涉更与酝酿涨价无关。反之，如果领导减薪并未经过任何审批程序而只是凭借一时兴起，那么，人们有理由担心领导的这种心血来潮是否贯穿于减薪与加薪的始终，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天价薪酬是否就是由这一次次率意为之叠加而来？如果这样，实际上就已经违反了中纪委刚刚发布的“七项要求”，本身就在追究责任之列，又何来成绩可言？

当人们日渐习惯了电力集团领导们的高薪之后，突如其来的减薪计划不免令人惊愕不已。不是公众生性多疑，只是领导们行事太过神秘。如果电力集团领导不能对外放开减薪过后的实际收入，以及减薪计划的实际流程，无论口号多么动听，普通公众依然只能是一头雾水。面对如此加了盖子的数字游戏，大约也就只有姑妄减之、姑妄听之了。舍此之外，别无意义。

赵志疆

一位收废品的农民，悄悄地为在任的市委书记立功德碑。一“碑”激起千层浪，有人给予肯定，有人发出质疑。登封市市委书记张学军表示：“我在登封做的工作都是我应该做的，立碑不好，不应该搞个人崇拜。”（7月22日 东方今报）

所谓“一碑激起千层浪”，争议的核心在于这块石碑究竟是“民立”还是“官立”。然而在笔者看来，无论“民立”还是“官立”，突兀于山顶的“功德碑”都没有存在的意义。

“造册铭记、刻石碑传”是古代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而所志之事、所记之人大多是为当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之人，为官一任若能留碑一方实属主政官员的莫大荣光。然而，时代发展到今天，民意表达早已不是仅有树碑立传这一种表达方式，随着“父母官”向“人民公仆”的角色转变，造福一方也已成为“为官一任”的基本要求。不同的时代对于官员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因此对待同样的行为也就有了不同的判断标准，面对张学军书记的亲民与勤政，民意表达完全没有树碑立传的必要。

如果“功德碑”是奉命而为的“官立”，其性质无疑更加严重，而这也正是其饱受各方质疑的关键所在。立碑者拾荒农民的身份与文采飞扬的碑文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虽然无法因此断定碑文出自他人之手，但现实社会中假借他人名义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官员却不乏其例——2年之前，四川省剑阁县便一举砸掉了境内干线公路两侧的178块“政绩碑”，由此引来了世人的关注。如果说“衙斋卧听潇潇雨，疑是百姓疾苦声”对于封建官吏是一种较高的道德期待的话，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则是一种基本的素质要求，分内之事自然无需“撰文描金”。

无论“功德碑”出自市井坊间还是经由官方授权，其终极指向都是标榜主政者的政绩。因此，面对这样极富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真正值得关注的内容不是石碑本身，而是当前的时代背景中，为官一任需要什么样的政绩观？当一些人纷纷以各种理由论证“功德碑”应该予以保留的时候，不得不提高警惕的是，如此片面地理解政绩的表现形式，只会使类似的树碑冲动愈演愈烈——保留下石碑无疑是对石碑政绩的最佳肯定，如果民意表达执拗于此难免会造成竞相效仿，如果官意授权青睐于此则势必造成互相攀比。如此政绩遍地、石碑林立，究竟能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正因为如此，一片喧嚣吵闹之中，笔者倒是格外赞赏张学军书记本人的态度——应该把碑拉走。毕竟，政绩是做给民众感受的，而不是写给世人观瞻的。所谓“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拉走了“政绩碑”却拉不走政绩，相比起那些有形的政绩，无形的政绩或许更能真实地体现为官者的价值取向，从而赢得世人的尊重。

赵志疆

近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释》，国企老总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 （7月16日 京华时报）

收入分配直接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老总们高高在上的薪酬不得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新发布的“七项要求”不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同时也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这样一种声音——开除党籍的处分是否过于轻微？这样的质疑略显多余，所谓“党纪国法严惩”，党纪处分与法律制裁原本就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时也有着不同的流程，而且两者也经常结合使用。也就是说，党纪处分只是问责的第一步，违规者接下来依然要面对法律的审判。

显而易见，在“自定薪酬将被开除党籍”中，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开除党籍的结果，而是什么样的违规行为才会引发这样的后果？国企老总的自定薪酬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到底有多少老总是在自定薪酬呢？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虽然很多国企老总的收入高得令人咂舌，但却大多不是老总本人亲自划定，而是经股东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但是，在一股独大的国有企业内，股东大会很难对老总形成真正的制约，而董事会成员大多身居企业内部高管层，职工代表大会也多是由企业中层干部所组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企老总其实根本无需自定薪酬，下属自会将丰厚的工资计划拱手奉上。老总工资由中高级管理层来定，出于扩大既得利益集团的考虑，老总自然也会默许中高级管理层与普通职工拉大薪酬差距。实际上，在国企内部，薪酬不平等的最终受害者只有普通职工。那么，面对这种伪民意所炮制出的国企老总高薪，难道就不应该受到相应的约束和制裁吗？

开除党籍的处分不可谓不严厉，而自定薪酬者的范围则未免失之虚无，这不能不说是“七项要求”中一点小小的遗憾。国企与私企的最大区别在于，国企老总不是出资者，所有风险都由国家承担，因此其收入不能实行按资分配而应当由企业的经营业绩等综合因素而定。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有责任和义务严格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管理、调控工资分配格局，秉承权利与责任对等、收益与风险挂钩原则，结合企业经营业绩以及职工薪酬水平，制定出国企老总的薪酬标准并严格执行。同时，国有企业发放老总薪酬必须报国资委备案，对于超标准发放者，一律以违规处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禁令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杀伤力”才是能否最终起到实效的关键所在。在备受关注的国企老总高薪问题上，最值得关注的不是老总是否在自定薪酬，而是老总的薪酬标准是否严重脱离了企业当前的实际。无论是谁制定的薪酬，超标准发放者一律视为非法所得并接受党纪国法的严惩。如此规定，或许比片面局限于打击自定薪酬者更具说服力，同时也更具实际可操作性。

赵志疆

夏季来临，在郑州集贸市场的摊点和夜市的餐桌上，青蛙又一次成为饕餮者的美味，被残忍地宰杀、烹制。令人奇怪的是，虽然都知道青蛙是被禁止捕杀的动物，但宰杀、贩卖青蛙的摊点却明目张胆地存在，如此状况，令人深思。（7月10日 东方今报）

“听取蛙声一片”是很多人儿时的回忆，如今这样的场景已很难再现。撇开环境恶化的因素，人们的滥捕滥杀难辞其咎。“青蛙是益虫”，这是所有人都掌握的生活常识；国家三令五申禁止捕杀青蛙，这是所有人都了解的法律常识。尽管如此，每当夏季来临我们却总是不断地目睹活蹦乱跳的青蛙惨遭屠戮。

有人提出 “河南没有一条关于保护青蛙的法律法规”是造成这种混乱的根源，这未必足以概括问题的全部。青蛙受法律保护是基本常识，有专项法律法规固然很好，倘若没有也绝不意味着就可以放弃保护。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不胜枚举，显然不可能也没必要针对每一种动物都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

承担保护青蛙义务的涉及林业、渔政、工商等部门，然而因为青蛙是两栖动物，因此林业推渔政、渔政推林业，而由于大多是流动摊贩，工商部门也干脆推得干干净净。谁都该管又谁都能管，结果却是谁都不管，青蛙被宰杀的无人问津也许恰如某工作人员所说：“私下说，有关青蛙执法的管辖比较麻烦，要是‘好事’，估计都抢着去做了。”

保护青蛙其实并不困难——在河渠池塘捕捉由渔政部门负责，在山涧小溪捕捉由林业部门负责，只要摆摊经营就由工商部门负责，或者，各部门联合执法针对青蛙的捕捉、运输、销售各个环节予以集中打击，怎愁问题得不到解决呢？青蛙遭受“冷遇”，除了说明各部门对保护青蛙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之外，更充分暴露出部门之间缺乏沟通的艺术与协作的意识，而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另外补充一句，青蛙不仅仅是田间害虫的天敌，同时也是人类健康的杀手——统计资料表明，全国每年大约有几千例被曼裂头蚴感染的病人，其直接原因正是食用青蛙造成的。这种寄生虫寄生在青蛙的大腿肉和背部肌肉内，虽经高温爆炒也不会死亡，一旦人类吃下含有寄生虫的蛙肉，它们就会伺机侵入人体组织，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昏迷或瘫痪。大快朵颐的背后却隐藏着重重杀机，这也许算得上青蛙的一个小小的报复吧？贪恋一时口福、留下毕生悔恨，如此沉重的代价值得吗？

炎炎夏日何必伴随着血腥杀戮拉开序幕？为了保护我们身边的环境，为了捍卫国家法律的尊严，哪怕仅仅是为了呵护我们自己的健康，请放过那些无辜的青蛙。“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是一幅怎样耐人回味又令人憧憬的美好画面？